首先要问，国难当头，国刊《诗刊》何为？在中国作协下属的多家刊物中，甚至说在全国期刊中，只有《诗刊》患有不治的“多动症”。这家闹得鸡犬不宁的《诗刊》完全无视读者呼声，不订不看《诗刊》的留言太多了。比如近日有一诗友留言说：“有一诗友送我她订阅的诗刊，四十多本，有一半的都没拆封，我快速看完，最后统计像回事的也只有十一二首。我把它们撕下来，剩余的卖作破烂。”。这些“逆耳”之言，其实都是极其宝贵的“信号”，都被《诗刊》当局视为仇敌。他们孤注一掷走名人路线办刊，走关系路线办刊。你用活生生的文本举例，他们充耳不闻，甚至说你不安好心。也有一个不知诗为何物的“诗人”留言说：〈诗刊〉是国家正规刊物，你总说〈诗刊〉不行，那就是说国家不行。看这留言，等于吃下了一只苍蝇。
在当前抗疫中该有多少新时代精神的人和事应该讴歌！高喊“新时代诗歌”喊破了嗓子的《诗刊》，叶公好龙，真龙来了，叶公不见了。又要刷存在感，所以搞“经典”诗歌回眸。他们昨天在公号推出了名人张执浩的发在《诗刊》年5月上半月刊“方阵”栏目的一组诗。只读第一首“杀牛”诗就“饱”了。又是张执浩。这样的“诗”，第一次就不该发表，还要拿来当“经典”回放。请读：
《一杆秤》
杀牛的那天下午
我们坐在田坎上把玩一杆秤
漆黑油腻的秤杆上
有一串白色的模糊的星星
秤钩又亮又尖
秤砣又大又沉
全村的人都来了
欢天喜地地围着一口大铁锅
杀牛的那天下午
我们在沸腾的铁锅旁
央求屠夫
将我们每个人都挂在铁钩上
称一称
当我蜷着腿离开地面时
我第一次知道了
自己的斤两
这实际是讲农村杀牛的故事。如果说“我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斤两”有寓意的话，也就是一指深的深度。
我要说的是，诗歌可以虚构，可以夸张，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但诗歌不能瞎编，写鼻子吃饭，眼睛喝水。张执浩这首杀牛诗一串的胡编乱造：
1、耕牛是农家的命根子，农民是不会去杀的，除非牛病死了。这首诗写的在田间杀牛，显然是把正在耕作的牛杀掉。而且全村人都来看热闹，全村人都高兴杀这头牛。这是对农村和农民的歪曲。
2、杀牛不是杀猪杀鸡，需要好几个壮汉和牛“大动干戈”才能把牛放倒，需要场地。怎么可能在沟沟坎坎的田间进行？
3、诗中写了一口大铁锅在烧开水。请问杀牛要开水干嘛？杀猪需要用开水烫，是为了便于除去猪鬃，留下猪皮。牛不同，牛皮是整个剥下来另用，用什么开水烫呢？
4、诗的题目是“一杆秤”。但写的不是平时那种小秤。如果写的小秤，可以说是杀完牛后卖牛肉用。诗中写的是大秤，我们农村叫“抬秤”，称几十几百斤的秤，用一根木棒穿过秤绳，两个人抬起来称。请冋，杀牛用这种抬秤干什么？难道把牛称过多重之后再杀吗？
全诗无诗意可言，而且无一可信。我不知道张执浩仅仅只是讲个童年故事，还是另有政治上、思想上、哲理上的隐喻或暗示？难怪诗人梅朵针对此事写了一篇质疑小文《对今日诗刊社刊发一首诗《一杆秤》的质疑》，他说：“换了平时，我也就一笑而过。但如今正是举国抗疫凝聚民族合力之际，我对诗刊社此时放出这首诗的动机表示怀疑。”大家可以去搜索。
我也是湖北人。车延高获鲁奖那年，诗坛闹个底朝天，不能在湖北的大门上张灯结彩；而去年张执浩又获鲁奖，更是不可思议。湖北诗人比张执浩写得好的多的是，怎么轮他获鲁奖呢？细想不奇怪，李少君那水平能当《诗刊》主编，诗坛多怪的事都不怪了。钟南山院士是不管“诗疫”的。
昨天发了一篇《疫情中的湖北省作协主席们》，主要是写主席李修文和副主席张执浩。猛然，来了三五个少男老女留言骂街，强烈要求我放出他们留言，以作证据，回府找主子献媚，索要奖赏。
他们质问我：国难当头，老郑你能不能安静下来？
好一个“国难当头”！国难不当头时，他们灯红酒绿，推杯换盏，消费诗歌资源，掠取诗歌荣誉。如今国难当头了，他们魂不附体，需要安静休息，不要批他们了。他们是一代“娇子”吗？岂有此理！
在国难当头时期，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我听从国家的抗疫部署，作好个人防控，在网上宣传抗疫英雄故事，同时暴露抗疫中某些伪君子诗官。我之所为，何错之有？
有的诗人，平时西装革履，出囗高大上，人们通常称之“装逼”；到了战时，这种人没有台词了，躲进小楼还哆嗦，原形毕露。其实不是装逼，本来是“逼”！
郑正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