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岁末的一个午后，朔风正劲。北京城西的一家会议中心内，百余名学者从四面八方赶来。
两院院士来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知名教授来了……相熟的朋友见面，不过是几句寒暄。不打听，不议论，完成了必要的报到手续，他们不多耽搁，各自回到房间，准备起即将开始的工作。
《大辞海》
这是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专家初评的前一天。从年至今，年复一年，这样的评审会举办了整整十次。伴随着一次次评审、公示、验收，《大辞海》《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当代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丛书》《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等多个项目，从众多作者、出版人的梦想，幻化为一张张带着墨香的书页，摆上了图书馆的书架，进入了学人的书房，有些还登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殿堂，乃至被铭刻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之中。
是学术工作，更是国家使命
“我这几天有重要工作，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正窝在会议中心审读书稿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谢地坤，匆匆挂断了手中的电话。
谢地坤记不得这是他第四次还是第五次参加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了。在评审专家库的多位学术专家中，被计算机一次又一次地随机选中，他无疑是“幸运”的，但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这次评审，在三天的时间里，有29部书稿等待着谢地坤审读、评议。少接一个电话，就可以节省几分钟的时间，多看几页书稿。
“这次的29部，算是比较少的。有一年，也是三天时间，分配给我的书稿有50多种，还有一种是大部头，单单这部书就读了一天一夜。”虽然辛苦，但谢地坤明白，国家出版基金承担着传承优秀文化的责任，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对于参与其中的学者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学术工作，而且是一项光荣的国家使命，“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就意味着进入了‘国家队’，只有那些能够代表当代学术最高水平的著作才能通过评审。虽然国家出版基金没有给我们设定晋级、淘汰的比例，但每年在初评阶段都有相当一部分书稿被淘汰出局了。”
离谢地坤的房间不远，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雷声，不得不早早就进入了状态。摆在她面前的59部书稿，部头最小的也有二三十万字。
“时间这么紧张，逐字阅读肯定是来不及了。作为初评专家，我们主要是对书稿的思想导向、学术价值进行判断，把握好大方向。”即便如此，面对总量达千万字的书稿，张雷声必须在书桌前枯坐三天，几乎无法休息，开夜车在所难免。
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密，国家出版基金的评审要求也多。“初评专家是背对背的，虽然也分组，但我只在自己的房间里审读书稿，我所在的这个评审小组究竟有几个人、他们都是谁，我完全不知道。早已签订的保密承诺书也要求我们，不能私下谈论项目。”在张雷声看来，这种评审方式，把书稿完全交给学者，让学者独立作出判断，就是对学者最大的信任。
此后的十几天里，复评、终评相继举行，又有多名学术专家、出版专家、财务专家陆续到来。在评审过程中，他们的心中有一杆秤：一头摆着沉甸甸的书稿，另一头压着国家的重托。少接电话，甚至不接电话，是为了节省时间，其实也是为了排除干扰。他们深知，一声招呼、一张纸条，都可能让自己笔下的评语蒙尘，都可能让那杆秤失去平衡。
“国家出版基金采取封闭的评审方式，对参评专家名单和分组信息都严格保密。即使是基金办的工作人员，未经批准也不得进入评审现场，影响专家工作。”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陈亚明说，近乎严苛的制度设计是为了帮助专家做出独立、公正的判断，遴选出真正值得资助的项目。
“既不好申请，又不好使用”
“按照规定，每家出版社只能申报3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可在今年公示的名单中，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竟然入选了5项？”差不多一年前，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刚一公示，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刘兰肖就接到了这个电话。
刘兰肖核查了公示名单，确实有一家出版社有5个项目入选。再认真分析，这家出版社在上一年的资助项目综合绩效考评为“优秀”，而且有出版物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可以在3个项目的基础上，增加申报两个。而这5个申报项目，都通过了一轮轮的评审环节，最终进入了公示名单，并不违规。相关规定，早已在基金办的网站上张贴。
刘兰肖的解释，打消了这位举报人的疑虑。事实上，十年来，国家出版基金评审的保密纪律越来越严格，而从立项到出版的全程绩效管理，则越来越公开透明。这让不少出版单位感受到国家出版基金“既不好申请，又不好使用”。
“国家出版基金不是划拨了资金就撒手不管，而是有一套严格的绩效管理制度。”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辑潘正安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之严感受颇深，“所有获资助项目都要按要求制定质量进度管理办法、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廉洁制度等；所有跨年度项目都要接受年度检查；所有项目都要进行结项验收。结项验收不合格的，还要取消资助，追回资金。”
“一套书的学术水平如何？编校质量怎么样？资金使用是否规范？是否完成了申报时确定的目标、任务？在结项验收时，都有专家对这些项目逐一进行检查、打分。”作为出版专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曾数次参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结项考评，“多年来，除了对考评优秀的出版单位进行表彰奖励，国家出版基金还多次对考评不合格的出版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扣减其下一年度的申报名额。这让出版社在申报之初，就不能不慎重其事。”
如果说“不好使用”是一种变相的称赞，那么“不好申请”则确确实实道出了出版人的期待。潘正安算了一笔账，现在国家出版基金每年的资助规模大约为5.8亿元，而每年资助的项目有多个，全国多家出版社，平均每个社只能获得一项资助，每个项目平均不过多万元。无论是对申报数量的限制还是资助额度的捉襟见肘，都让很多有志于出版更多好书的出版社感到“不解渴”。
几年前，化学工业出版社设立了与国家出版基金相呼应的社内出版基金，鼓励编辑策划更多存在一定市场风险但具有良好社会效益的出版物。通过社内出版基金的“育苗”，待这些项目发展成熟后，可以尝试申请国家出版基金。如今，不少出版社都实行了类似机制，也有不少出版社仿效国家出版基金的要求建立起规范的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体系。
“国家出版基金带动了很多出版单位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和管理意识的提升，对于出版业的导向引领作用正日益显现。”陈亚明说，在基金规模有限的情况下，目前重点从提升项目质量上下功夫，力争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雪中送炭，适应时代之需
“我读了贵社出版的《赵润琛按摩心悟》，想和赵老师学习按摩技法。请问您能帮我联系到他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盲人按摩师职业技能提高丛书》出版后不久，中国盲文出版社编辑戴皓宁接到一位盲人读者的电话。
医院的知名按摩师。以往，他的按摩经验大多是通过口传心授教给徒弟的，没有进行过系统总结。在《盲人按摩师职业技能提高丛书》中，编辑们把赵润琛等名家的口述心得，编辑整理成多部专著，以大字本、盲文本、有声读物的形式同时出版，为盲人读者搭建起一座走近名家的桥梁。戴皓宁医院的电话告诉了这位读者。
在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读者在参观国家出版基金精品展（均为资料图片）
“对于盲人来说，学会了按摩，就是掌握了一项能够安身立命的本领。对于出版社来说，盲文图书发行量不会很大，而且按成本定价，没有利润。”戴皓宁介绍，像《赵润琛按摩心悟》这样一本16开、页的书，定价只有26元，“只有有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这套丛书才能顺利出版。”
残障人士需要掌握职业技能，同样渴求丰富的文化生活。在中国盲文出版社音像出版部主任马波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如今大多数人已很少使用的光盘，其中刻录的都是无障碍电影。在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下，她主持的中国无障碍电影音像出版工程已经制作了多部无障碍电影——通过在原创电影基础上增加故事旁白、人物对话字幕和手语，视障、听障人士能够完整了解《一江春水向东流》《新龙门客栈》《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等国内外经典影片的剧情。
有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远在西北边陲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与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皇皇40卷的《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身处京华闹市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静心编辑起数十位院士发起的《中华医学百科全书》，曾经默默无闻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因为“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大飞机出版工程”声名鹊起，汇聚了几代学人心血的《杜甫全集校注》历经36年曲折终于问世……如果没有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有些出版项目根本无法启动，有些项目的出版时间会严重滞后，还有些项目会中途流产，难以完成。这是很多出版人的共识。
《大飞机出版工程》
“由汤一介先生担任总编纂的《儒藏》工程，计划出版多册。前期，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花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艰难地出版了首批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介绍，年、年《儒藏》连续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出版效率大大提高，第二批60册已于年问世，第三批80册有望在年初完成。
中华书局承担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仅《史记》一书，修订就用了七年，编辑加工又是三年。各种海内外古籍版本的扫描复制，大量聘请专家逐卷审读，所有的投入都有赖于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对比起五六十年前中华书局承担的那些国家出版项目，徐俊感慨良多：“过去的国家出版项目，大多靠行政力量来推动。上级机构下发一个红头文件，既有了经费，也借调来了人员。而且往往是单个项目立项，没有统一管理。在文化体制改革后，国家出版基金应运而生，为那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传承优秀文化、体现社会公益的优秀出版物雪中送炭，无疑适应了时代之需。”
雪中送炭，让那些想写好书却为出书犯难的作者有了一颗定心丸，让那些想出好书又担心折本的出版人有了一根定盘针，更让中华文化薪火不绝，弦歌不辍。
（光明融媒记者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