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那天，菜场里并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倒是门口的那条路人来人往，似乎比往日稍微多一点。端午节，总归多多少少有人会相信那些习俗，比如，“五黄”凑不齐，弄个黄瓜什么的也算一黄。我没有去弄“五黄”，即使黄瓜也没有，但是我有“抗疫”物资冰冻小黄鱼备着。
在快要折入小区大门的时候，我听见几声呵斥，本能反应，我随呵斥声看去，原来是两位穿制服的人在驱赶一位中年妇女，妇女站在拐角的人行道上，身旁是一辆家用小三轮，车上载有几把绿色植物，应该是菖蒲。据说菖蒲可以避邪，就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不少人买了菖蒲。一个穿制服的人板着脸，不住地催促她赶快离开。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伊又没有影响到谁，赶人家什么？”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说，“你懂什么？我们是专门来驱赶这些人的，不赶走他们，路上都是这种人！”我环顾四周，的确不远处还有一个人在卖菖蒲，估计她们是从菜场门口被驱赶过来的。于是我说，“一年也就这一天，她已经在旮旯里了，不要难为她了。”然而那个中年妇女见我与穿制服的在论理，生怕连累我，连胜道歉，“我走，我走，我走！”边说边推起小车，快速离开。
?城管和小贩面对面下跪到底是谁难为了谁？（图片来自网络）
这两个穿制服的言谈举止，不像城管又像城管，可能是协管。我倒不是说城管不好，没有城管，马路早就变成地摊菜场，我只想说，城管，你要适当变通，不要那么死板，有时候qiang抬高一寸也无妨；我也要说，“偶尔”的小贩，你要摆摊，行人交通，你得顾及。
城市需要秩序，需要人间烟火，灵活就业者需要一定的自由空间。我之所以为那个中年妇女说话，未必我是正确的，但是我一直难以忘却退伍军人崔英杰误伤城管致死的悲剧，其背后的因故，令人唏嘘。
年8月11日下午，城管拖着崔英杰摆摊卖烤肠用的三轮车，准备秉公执法，坚决没收的时候，这个曾经流血流汗不流泪的退伍军人落下了“苦涩的眼泪”。他苦苦哀求对方不要收走这辆借钱买来的三轮车，求求对方网开一面。可这一切无济于事，城管呵斥着让他放下手里切香肠用的刀子，让他放开那辆即将“不属于”他的三轮车。对城管来说，秉公执法是工作，是为了维护城市秩序，但是对崔英杰来说，这是谋生的工具更或是往后余生的希望。最后，崔英杰一只手死死抓住三轮车，一只手拿住刀，甚至跪在了地上一边请求一边和城管僵持着。他并不敢松手放刀，因为他明白松手的同时等于也松开了三轮车，这不仅仅是一辆廉价的车，更是他的命，因为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城管没收。在和城管李志强擦肩而过时，双方手不小心碰了一下，而崔英杰以为李志强要抓自己。所以本能的反应，随手一划，将刀划过了李志强的脖颈，鲜血喷溅，生命凋谢。
崔家英杰，家境贫寒，父母患病，为了生计，烤肠摆摊，躲避城管，失手误杀，同乡同事，部队战友，写信求情，祈盼法官，从轻处理。法庭激辩，律师陈词：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
然则如何？陈词有理，奈何法律，法不容情，死缓二年，令人扼腕，令人动容，令人深思。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绍兴大江桥时常有小商小贩聚集，而这些商贩时常会被打击，因为他们属于“投机倒把”分子。打击他们的人没有像现在那样的统一制服，看上去与一般市民无异，不过他们有正式组织机构：打击……办公室。他们与小商贩的“斗争”就像猫捉老鼠，一边是小心翼翼，一边是突然出击。一旦一个摊位被拿下，附近的小商贩会不顾一切逃遁，放弃萝、篮、框，担，但是不会弃掉那杆秤，那秤值钱。那个时候的“城管”（尚未有此称谓）也是打蛇打七寸，抓住“投机倒把分子”，立马折断秤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到处散发出“人间烟火”，各种地摊，各种马路菜场，四处可见。不过小商小贩“得寸进尺”，把人行道占领，甚至某些马路也会蚕食，于是城管诞生。有市民称赞城管的，马路终究可以顺畅；有市民反对的，买菜不如马路市场方便；小商贩当然最为抵触。而今开车族最头痛的，停车难，最讨厌的，停车罚单。真是两难，没有交警、城管，秩序混乱，但是动辄罚单，开车犯难。
素质的提高，需要规则，需要自觉，需要教育，需要人文关怀。如果没有人间烟火，则少了谋生方式，也少了生活情趣。
谢谢阅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