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以外藩继位，他跟永乐皇帝一样希望成为一代伟大的君主，挽救明王朝衰弱的局面，但此时的明王朝经过多年的运转已经积重难返，无论崇祯皇帝如何殚精竭虑，中兴之梦始终成为一场泡影。
崇祯继位之初也将经筵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他甚至将日讲也保留了下来，但崇祯跟其他皇帝明显不同，他不满足于讲课先生照本宣科，他希望让讲课先生联系实际，他甚至提出一些问题让讲课先生回答，而讲课先生受制于水平有限，通常不能给予令朱由检满意的回答，而这个时候免不了使得这位新皇帝对这些儒生失望。
一次他问内阁阁臣周道登“宰相当用读书人”何解，周道登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便说道回去查查书再来，接着，崇祯又问道：“近来大臣奏疏中多提到‘情面’二字，何为‘情面’?”周道登支支吾吾又无法应对。一次在礼部右侍郎徐光启讲完《中庸》后，崇祯向徐光启问道“知天地之化育”和“其孰能知之”这两者是一回事吗？徐光启答道：“一个强调内知，一个强调外知。”
崇祯笑道：“‘知’难道有内外之分吗？”虽然崇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有些肤浅，但也反映出他敢于怀疑经典的精神。崇祯风格无疑跟前代皇帝不同，每次经筵或者日讲对讲官来说不再是他们展示自身才华的时刻，而是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的时刻。崇祯十一年的一次春讲后，皇帝问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人，保举与考选二法哪种选人方法最可靠，结果顾锡畴等人又答不上来。
由此可见，明代的一些官员，尤其是翰林院出身的官员，尽管对孔孟之道熟知于心、尽管词章华丽、尽管满腹经纶，但一旦逆向行之，则显得捉肘见襟。崇祯对于这些内阁阁臣的真实水平心里自然有一杆秤，所以崇祯一朝开始改变内阁阁臣选自翰林院的方式，开始注重选择一些有实际政务经验的人。崇祯认为这些由科举而选入翰林院的人，虽有才学，但不谙政务、脱离实际，坐而论道可以，但实际操作不行，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不行。
为了改变这种格局，朱由检一方面选用地方上的知州、知县进入翰林院，另一方面采取让地方官经过吏部会推直接进入内阁，这些方式无疑使得内阁焕发出了一种活力。崇祯七年（年）的三月，又是一个大比之年，当崇祯看见那些鱼贯而入的考生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李世民那种“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感想，对于他来说，这些考生都是废才。此次殿试是由朱由检亲自出题，朱由检改变过去殿试那种空而大的试题风格，出的全是针对时弊的题目。
无论是前面谈到的崇祯在经筵和日讲中对讲官的询问还是在殿试中转换命题风格都反映出了大明王朝的这些官吏只擅长就理学、心学发表清谈，难以将他们的知识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其结果就是导致皇帝在用人上的变化。除了重视有实际政务操作经验的官僚，皇帝还注重恢复洪武时期举荐官员的方法，而且在武举中也更重视考生的武功，他甚至还废除洪武成例，允许朱姓宗室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崇祯七年同样是武选的大比之年，能舞动百斤大刀的只有徐彦琦、王来聘两人，但发榜时却没有两人的名字，崇祯一问，原来是因为两人文场成绩不佳，崇祯不禁大怒。国家罹难至此，还如此重文轻武，崇祯亲自将王来聘点为武状元，后来王来聘在镇压孔有德叛乱时，身先士卒，不幸战死。崇祯登基以后，的确看出了很多弊病的所在，这些弊病有些是长期的积习，有些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承，虽然他正在试图纠正，但治国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
崇祯求治心切，旧的系统他试图打碎，新的系统又无法建立，他轻易用人、轻易罢人，这只能使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崇祯朝的经济问题比历朝都要突出，在气候冰河期打击下，各地持续大面积的旱灾导致农业歉收，这种灾情不仅发生在北方，而且发生在南方，其结果就是导致各种税收的拖欠，不仅正税如此，附加税也是如此。崇祯整天拿着账本跟各地督抚算账。
就是这种羸弱的财政还要应对巨额的军费和平叛开支，以及四处的赈济，缺饷的士兵和缺粮的饥民时刻成为威胁帝国的不安定因素，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元末。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从陕西这个地方开始，在持续干旱的打击下，陕北高原已经是颗粒无收，由于朝廷的财政危机，崇祯对于各地的赋税催促又急迫，破产的农村和官吏的催逼将帝国的农民带到了悬崖边上。
崇祯二年，行人司行人马懋才向崇祯描述道：“臣家乡陕西延安府，去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乡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吃尽，则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乡民中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在这种情况下，官府仍严加催科，幸存的百姓只有一逃了之。此处逃往彼处，彼处又逃往此处，转相逃则转相为盗，这是盗之所以遍于秦中的缘由。”
天启七年（年），陕西澄县农民王二首先举起造反大旗。因为澄县知县张斗耀催缴税款，一个叫王二的人带领几百人冲进县城杀了知县，此事陕西巡抚不敢上报，只是私自处理了事。农民似乎还不是起义的主力军，还有长期领不到军饷的士兵加入义军的队伍，这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的财政像崇祯朝这般紧蹙，仿佛所有的问题都在此刻统统爆发，作为一名官军似乎还没有义军过的好。
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定边营士兵王嘉胤从边关逃了回来，他聚集饥民在府谷起义，不久，白水县的王子顺带领饥民来投，起义顿呈燎燃之势，当陕西巡抚还想掩盖的时候，陕西巡按迅速的将这一情况报告朝廷，至此，明末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无论崇祯皇帝如何殚精竭虑、如何力图中兴，在17世纪席卷全球的气候灾变之下，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徒劳而已，所谓的中兴之梦最终成为一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