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抬一下头。一根细圆的木杆子，在一双粗糙的手掌中颠来覆去地摩搓着，摩搓着，仿佛持续了数十年。也会偶尔地揨一下，停下来的短暂时光，他在用眼光审视，像审视一件艺术品，又像是在考核一个物件的品质，是否当得起一杆秤的品质。
我不敢惊动他，我甚至怀疑自己不经意的一声“喂”，就会打断一件艺术品的煅造，进而影响到秤，这一代表着公平的神圣物件。
我没有惊动他。只是轻轻地走进那间十多平米的小作坊内，像绕过一个危险的障碍物一般，绕过他的手工作坊，一只陈旧箱子搁起来的一平方米的作坊。我在一条小凳上坐下。然后把眼光溜上一周，我找到了我所要寻找的东西：一杆杆长短不一的木杆秤，一溜子排开，整齐悬挂在墙体上。我突然发现，就在我审视这些卫士般尊严的作品时，他，一双略显呆滞的眼睛，也正在看我。
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他的眼光只是稍微一扬之后，又回到了它应该聚集的地方。终于一个步骤完成了。他拿出一个小钻子来。小钻子很精致，它的剖面就像一个放大的被切成细片的陀螺，两根线就绕在横置在钻头上的细木杆上，手只需左右拉扯，钻头就直往圆木杆里钻。钻的点是衡定的。由学生用的圆规划定，正上方一列到底，侧方还有一列。秤头上不同的两个纽，读数的地方也就不同。接下来就是在钻孔里嵌上铝点。他的动作很娴熟，娴熟得让每一个观赏者恨不得找一台摄像机，正常拍摄后，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地慢放，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清晰那一个个连贯的动作。
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似乎在看一台木偶戏，又像是在聆听一段口技，相声。任何的小差，包括思想上的小差，都是对表演者的“不敬”。
木杆秤，这是一件多么熟悉的农家物件呀。我的祖父母用过，我的父母用过，我也用过。仿佛只是昨天的事。却在一些不经意的日出日落之后，木杆秤突然就成了一件闲置品，高高地挂在墙壁的钉子上，落了灰尘。不过，这种闲置，并不代表无用。一个年轮里，依旧要用上几次。特别是过年杀年猪时，刚放了血的年猪倒在地上，一个鼻子有出气无进气的时候，农家人大抵把挂在墙上的木杆秤取上，找一根木棍，两个绳子，过磅。一年辛苦，总要知道这家伙体重多少，也能从木杆秤的刻度上找到辛苦的价值。
孩提时节，经常遇到来乡下贩卖各种食品、水果的生意人，还有一些收废品的，收猪毛的，大多得用上木杆秤。无论是买，还是卖，农家人都很细心。出手或进手前后，都会用自家的秤称一下，若是相差大了，便会与买卖人争执起来。也有偶尔的上当者。或者说，他们并不是不小心上当，而是离家远，总不能一天到晚扛着把秤上山下田吧。刚买到手的苹果或者香蕉，就差了斤两。骂一句，“挨千刀的，就知道干这种下三滥的勾当”，之后，便就心安理得了。
最让农家人受不了的是茶贩的秤。自家称好的斤两，带上几里路后，总要少去两把二两，却又发作不得。因为你想发作时，茶贩会说，这里不卖，你就别地卖吧，称起来不会比他这儿多。一开始，农家人吃不得眼前亏，更不信这邪，于是五里十里地赶场子。不幸的是，还是被先前的茶贩说着了：真不比他称出的多。弄不好还要再少去一、二两。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骂两句，卖了。不卖，自己留着，过上一天两天的，价格就下来了。那时的茶贩就像现在的垄断业，好比我们无法跟加油站商量柴汽油的价格一样。
“好了”。他终于开了口。我一看，一杆木杆秤已经完成。
手艺人从箱子旁提出几个铁制的校正码来，用刚做好的秤子一一称量。脸上的严肃和呆滞换成了笑容。
“好了。”他又说了一遍。
我“哦”了一声。我知道，他是在向我打招呼。或许，他把我看成了买秤的人。而我却不是。这多少让我有些脸热。因为，我怕自己的造访，会让人家产生不快。好在，他没有。
他叫刘观春。不是他说出来的。是店门口的一块招牌说出来的。下面还有他的手机号码。我一走进他的小店就知道了。我们的交流很顺畅。刘观春祖籍安庆，安庆人说话带着浓浓的黄梅味儿，好听还好懂。
老刘授业于自己的岳父。虽然算不得祖传，却和祖传差不离儿。岳父世代制秤，细数数有20多代了。我想到了墨业巨头，来自绩溪上庄的胡开文。与刘师傅一街之隔的西街上，还保留着胡开文的墨店——一位同样授业于岳父，却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徽墨奇人。要说不同，那就是胡开文成了徽墨业的大佬，以一代宗师的身份扬名立万。而坐我眼前的刘师傅，只是掌握了一门木杆秤的手艺，并依靠着手艺，风雨飘摇着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壮年，现在，已处暮年的他，依旧坚守着，操持着这一手艺。
44年。对于一个人来说，都不是短暂的时间，而是一个人生，甚至是人生的全部。
20岁就学上了，三年徒弟外加三年伙计，就当了师傅。制秤这一行，有吃不了的饭。刘师傅沉浸在回忆之中，一思索，脸上的皱纹堆积成的沟沟坎坎越发明显。来不及做的，要货的特别多，每天都要打夜作。真正走向萧条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吧。那时候磅秤、电子秤、天平秤出来了。从老刘师傅的声音里，我听出了暗淡的味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时代总是在进步。
手艺人讲求的是良心。特别是秤，它代表的是公平。许多商贩来订制，有做“大”的，也有做“小”的，一概都被他回绝了。“大”了“小”了，秤就不准了，明显是害人，是欺蒙拐骗，手艺人怎么可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一杆木秤，多则三五工，少则两三工，甚是费时，可为了能在现代社会赢得喘息的空间，就得让利。一杆秤也就赚点工夫钱，干一天活，能赚个50元也算不错了。而这样的工钱，只是一个普通小工工钱的一半。舍不得更丢不下，少就少点吧，混碗饭吃。
说起传承，老刘说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就是没一个愿意学的。看来，这手艺就要在他这一代消亡了。说这话时，老刘给人的感觉不是哀叹，倒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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