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有子⑴曰：“其为人也孝弟⑵，而好犯⑶上者，鲜⑷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⑸。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⑹与⑺！”⑴有子——孔子学生，姓有，名若，比孔子小十三岁，或者小三十三岁。⑵孝弟——孝，子女对待父母；弟，tì，弟弟对待兄长。⑶犯——抵触，违反，冒犯。⑷鲜——少。⑸未之有也——“未有之也”的倒装形式。⑹孝弟为仁之本——“仁”是孔子的治世大器，“礼”是孔子的治国大器。⑺与——音读和意义跟“欤”字一样，表疑问。有子说：“他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知的人，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知的人，却喜欢作乱，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注于根本，根本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爹娘，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这句话是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的，水平一看就知道和孔子差出太多。孔子说出来的话即使平淡，如果仔细分析，也是挑不出毛病来的，但是水平不够，即使整理到让智慧一般的人乍看挑不出毛病，但是其机理也存在问题。我们对这句话，不能分析到太深的层次，分析到中级的层次就可以了。为人孝悌，是明理长进的人。明理长进的人，其心态是能够顾全大局。我们说，正确的长进要和全面、快乐一起出现，能够端正走在大路上的人，有本心，就有这三个根本，否则这种长进迟早要走进岔路。一个明知长进的人，喜欢作乱，那么他这时候是停止自己的长进了。君子立志深刻，明心为事，本立而道生，行为规则就出来了，那就是君子的规则。君子的规则，做事情要有目的，而且其中一个很重大的目的，就是长进。对外的事情，不仅是长进，还要特别具有效率，作乱却没效用，那么效率就不高，很难说真的去做。可以放心的是，如果全理明知，要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非常温和的，道理分析不深刻，有恶，道理分析深刻，是德。王阳明说“良知”，是“知之良端”，人在思考的时候择其善端，可以连续吸纳其他素材，思考到穷尽穷理，一个发端穷尽天下事。择其恶端，会很快走进狭窄的死胡同，让知识断裂。哲学里不明白本体和物自体是什么，只是从穷理的否定处排除它不是什么，最后发现它什么也不是。其实他们是“空”，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事情，只是旁敲侧击去理解它，这是穷理，知其形。格物，是摸到其“象”，这就是“物性”，人有“本性”和“体性”，物自体也有一些模糊的属性可以把握，好像是万事万物都有灵。你格物以后，把握住这个“灵”，就可以算是“致知”，剩下的就是在之前旁敲侧击的穷理过程中知道这个物体有许多可变可用的地方，这是你能够切实把握的地方。万事万物没有本质，“色即是空”，但是有很多可变可用的地方，“空即是色”。一个人对一个事物穷理格物足够深，不会再关心“物自体”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什么都不是，而是把握其“性”“象”，直接去做，直接去用。一个年轻学者很容易拘泥于“它是什么”，然后胡乱定义，但是阅历更多的人可能会觉得某些定义很荒诞，没有意义，这是人人都有过的感受。一个真正懂得一个事物的人，不会去计较这个事物，看起来比较中庸，外人难以把握其章法，但是做事很有力度，一个个都能落到点上，他眼里没有问题，整个世界就都没有问题。事物是自然的，只是人在拘泥于它，这是好事，因为你感受到了它，剩下的是利用你的智慧，端正心态，肯定它是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事物本身的问题，就会针对重点，专注去进行突破，知识不足就补充知识，分析不够就仔细分析，体能不足就补充体能，那么求知也会很高效。我们再说回来，说孝悌是仁之本，这很片面，人从孝悌里得到的“仁”占比可能在2成左右（这个比例是胡说的），有子发此言论的时候，本身也是从片面的观察中开始。仁本于德，立于义，德是要全理。具体说仁是怎么出来的，我也说不清楚，它跟一个人的阅历、经历和个人思考有很大关联，又需要有一颗易感的慈心，真正把责任承担起来。前面学者只是把事物的问题归结到自身，吸纳外界的正能量和少许负能量，通过自身成长带来的正能量来消化，促使自身快速长进，是学者的心态。后面则是把整个人文社会的问题也归结到了自身，吸引社会的负能量，通过自身“慈悲义”三智等进行消化（慈做食道和接收器，悲来柔化和自身化，义来做小肠消化并使用），快速长进，是圣者的心态。不管是学者还是圣者，我称之为“寄生心态”，“觉而有情”寄生于他人的情愫（情愫就是“本性”），而这种则是吸引整个社会的能量，不管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促成自身的快速长进。根据我的感受，用“义知”把这种能量吐出来，反哺大众，调理大众，大概就是“仁”的一个重要发生方式。到这种程度，也是没办法给“仁”定义的，它的路径可能有很多，不同人有不同的来路，只是掌握它的“物性”，说出它的功用。那么这里就说一句它的功用，“仁者为人主”，有仁心的人，才能真正做人的主人，来真正调理社会，指导人们应该怎么做。慈悲做人师，仁义做人主。其他没做好或者自身有缺陷，会把事情做坏的，没有以百姓心为心，都不是“仁”。孔子和老子也都是说出“仁”的一些功用和约束条件，来让人贴近“仁”，没有很直接地定义“仁”，它是“象”而不具形化。这里有子直接给“仁”找出了本，有些夸张，不可信。如果是个孤儿，难道就和“仁”绝缘了吗？孔子双亲早逝，仁德会少吗？但是有一点是可信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孝悌是仁的刻度。天地之间有杆秤，称量的是老百姓的安居乐业，秤杆子是圣贤，孝悌就是秤杆子上的刻度，秤砣就是“仁”。能不能达到平衡，看圣贤对自身的定位，将“仁”放在哪里。对于孤儿来说，只能凭借经验来做，难度有点大，但归根到底是因人而异。下面再说浅一些，说这个问题，不如看看有子的病灶。首先，他说到孝悌，看到了孝悌出自非常多的道理，我们这里简单举出一条道理路径。比如说，心理上无所谓孝悌，行为上的孝悌，来自于理。对一般人来说，对一般的家庭来说，父母兄弟和自己关系最近，生养的德厚，而且同样和自己经历社会变迁，不能说自己就比父母智慧高太多，可以不顾及孝悌了，其实你从父母兄弟的经历里要学习的东西，和对大众的同情一样，都是非常多的，而对大众同情的尺度，对社会痛恨的尺度，都可以用家庭关系来丈量，失去这个尺度，容易没深没浅。如果不孝悌，而对外人孝悌，那么是道理不明晰，做事是没有章法的，心理上失明，身体上会自己遭受侮辱。如果对内孝悌，对外残暴，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活着的道道是什么，所以咱们不谈这类情况。正常情况下，通过孝悌，可以研究对大众的同情，走入调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逻辑上。现在有子是把家庭社会关系的逻辑搞清楚了，但是落脚点在十分具体的犯上作乱上，那么逻辑跨度太大，深一脚浅一脚去分析，这其中有很多的沟坎可以钻。为人孝悌是明理，明理能够明进，知道一切的行为是为了长进，做事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效率。如果你碰见蛮不讲理的上级怎么办？既然咱们都已经深入到讲述孝悌的本源的层次了，那么这时候到底谁上谁下你很难搞明白。自己的知识这么高，碰见一个不讲理的上级，如果是探讨自己擅长的知识，那么最好不要搭理这个无知的人。同时，人人都是有自己擅长的事情的，如果是探讨自己不明白的事情，那么就有必要先听从上级的意见，可能自己会从中学习一些东西。从理上来讲，为了长进，君子能屈能伸的层次比较高，也更明白如何虚晃躲避，所以这种看起来不免屈尊的事情也容易解决，碰见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逻辑上不对的事情，君子如果躲不开，会梗着脑袋去想的。君子的能力不在于做小事，而在于做大事。国君的能力不在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在于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但是放在和犯上作乱作对比上，这样的君子未免苦逼，说是“仁”，看起来驴唇不对马嘴。有子的病灶在于，拿君子来给一些中等思想能力的人来做表率，这样的结果不好。可能真正的君子不会拿这些条件来限制别人。小事自己做不好，那是真做不好，大事如果能做好，那也不必用这样大的跨度来夸赞自己，甚至搞不清楚这是在夸君子还是在骂君子。可能当时有一个悲催的境地，就是犯上作乱的装君子的人太多了，但是孔子很少拿君子这样硬扣，在道理上会剪不断理还乱。有子在这里推崇君子，最后还是归结到“仁”上，归结到心理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把教和学弄清楚，在具体做事上失去章法了。自己没搞明白“仁”，是学，向上走，但是这种说法又想要朝下走，教人。形而上为学，形而下为教，现在看到，他的学和对别人的教是混乱的。现在是还没更好地摸透“仁”的属性，求知还不够，就急着向下教人，犯了学者容易犯的病。但是我们现在顺着有子的意思来说，如果大家都有一部分君子明理的心态，有长进和高效的全局观，这些麻烦事就不会有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做，借用君子的明理全知的心态，来解决争端，然后把君子抬高到“仁”，来让别人崇拜，但其实“仁”是治世大器，用来调节犯上作乱的事情，有点牛刀切核桃，不知道怎么下手。真正懂“仁”的人不是探讨“犯上作乱”，他的角度会更宏观，可能会看看背后还有其他什么问题，把整个系统当成一个知识体去理解，用“人不知而不愠”的心态，任何人都不是感情体，而是一个客观的逻辑体。仁者如大医，比如，对于这种类似于“本体浑浊”的问题，或许运输和通讯工具的发展才是真正能解决问题，一个人精神有问题，可以从食物上找到症结。剩下的要不要纠结和感情用事，是仁者内在的问题，是“义知”的问题，而不是感情外露，不是要和外部产生矛盾。比如孔子把自身的悲喜当成客观外在的事物后，他的知识已经到达这里了，自己即使痛苦也要前行，这份痛苦是无所谓的，他的痛苦只是他自己的问题，在他看来也是自身之外的问题，楚国的那帮贤人怎么劝导都没有用。可以说，有子的方法，用孝悌解决“仁”的问题，再让“仁”来解决犯上作乱的问题，会收效甚微，可能在刚开始就夭折了。等真正能解决了，似乎又要用其它的道理来维持新关系。经验和学习在这一句中有太多混淆。学而习之：学以辨理，习以适能，常乐民而怀德。敬民以立心，公心以明势，义为仁之动。敬上知以为知，信能以学事，理为仁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