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白大观。以小白心态，观历史万千，和大家一起品味历史中的人和事，追寻时空背后的情与思。”
继续学习许倬云先生的《从历史看组织》一书。今天的主题是秦汉时期的用人制度。一个政府能够正常运作，需要依靠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一个政权想要更替有序、江山永继，更需要依靠后继有人。因此，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统治者最重要的事情。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奠基时期，其用人制度经历了从初创到定型的过程，为后世树立了标杆与典范。那么，秦汉时期有哪些用人智慧呢？
广纳贤才，不计前嫌
大家知道，秦始皇的宰相李斯曾经因为惧怕韩非的才干，担心其被始皇赏识，挤掉自己的位子，从而陷害韩非。这体现了他嫉贤妒能的一面，然而，他在秦国吸纳人才方面还是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斯曾经给始皇上奏议《谏逐客书》，规劝始皇不要将六国来秦国访问的客卿、贤人驱逐出境。他说，秦国人身上所穿最好的衣服，驾乘所用最优秀的马匹，装盛所用最好的器皿，所听最好的音乐，无一不是秦以外各处搜罗来的，为什么唯独对最有用的人才拒于千里之外呢？后来秦始皇采纳了他的意见，广纳六国贤才，为成就统一大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选拔人才，忠诚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而人为画清界线，将其他有才华、有品行的人才拒之门外，无疑是愚蠢的表现。齐桓公曾经被管仲一箭射伤，却不计前嫌，将其招至麾下、委以重任，才得以励精图治、实现霸业。可见，人才难得、稍纵即逝，统治者不仅要有识才的慧眼，更要有宽广的胸怀和容才的雅量，只有拓宽选人视野，不拘一格用才，才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赏罚分明，公平公正
汉朝建立之初，一次，汉高祖刘邦在高台上远远看到河滩上有人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在干什么？张良回答说，这些人在商量如何反抗您。高祖大惊，问张良缘故。张良说，这些都是跟着您打天下的有功之臣，却得不到封赏，您封来封去只封自己的亲戚，这些人会心寒的。
刘邦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张良说，只要您先封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最恨您、您也最讨厌、但确实又有功劳的人，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您想想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呢？刘邦说，那就是雍齿了。于是张良建议高祖立刻封雍齿为侯，这样一来，其他人就会吃下定心丸了。试想，连雍齿这样的人都可以封侯，何况我们呢?
可见，领导的用人问题不只关系到事业成败，也关系到人心冷暖。用一贤才则人心思进，用一庸才则人心思退。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人才往往会用脚来投票，时间久了，谁赢谁输自然见分晓。
建立察举，倾听民意
为广泛吸纳天下人才，汉武帝时建立了察举制度，按照郡县人口比例由地方推荐察举，这样就在形式上确保了人才来源结构的科学性。在察举制产生之前，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是截然分开的，官员均由功臣子弟担任，完全是一个封闭的阶层。因此，察举制的产生，使得下层群众有机会进入决策层，从而为本阶层的利益发声。
因此，客观上讲，察举制搭建了统治阶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使民意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一定程度的采纳，同时也打开了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然而，随着东汉末年权力的高度集中，察举的途径被少数人垄断，“肥水不流外人田”，以致出现袁绍这种“四世三公”的名门望族，权力被垄断在少数家族手中，最后老百姓只能寄希望于起来造反，才能够“改天换命”了。
权能分野，用人以专
汉朝的第一位丞相萧何，在汉军进入秦都或阳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封仓库，而是接收图册，包括地图、户籍与卷宗档案。何也？因为他要掌握全国的人口数据、税收数据、通邮数据，只有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才能够精准地运作国家机器。
这就奠定了汉朝相权的实力基础，形成了权能分野的格局。权在宫中，皇帝掌握大方向；能在府中，丞相负责具体的政府运作。所以，任用专业人员进行经营管理，形成了皇权与相权的制衡，这是汉朝之所以能够延续年稳定结构的重要原因。
只是到了东汉末年，权力落入宦官和外戚之手，内廷权力侵入外廷，打破了制衡，导致了汉朝的覆灭。
“为政之要，首在用人”。从以上这些典故中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形成的用人制度，奠定了之后中国两千年用人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的智慧和经验值得后人细细品味，其中的反面教训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后人用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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