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其开创了“田园诗派”，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集”，这一时期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当然提到“魏晋名士”就不得不提一下“竹林七贤”，因为一想到“魏晋风骨”笔者的脑袋里随之想到的就是“竹林七贤”，因为他们正是魏晋风骨的象征。而其中“竹林七贤”之中又以嵇康最为高风亮节，司马昭数次邀他出山，他都严词拒绝，甚至因为山涛出仕之心而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此来表明其拒不入仕之心。此举虽然表明了自己拒不出仕的心迹，可也彻底的惹怒了司马昭，也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公元年，嵇康因维护挚友吕安而遭到司马昭的记恨。最终恼羞成怒的司马昭因钟会之言下令处死嵇康，临刑前，嵇康毫无惧色，最终一首广陵绝唱而响彻人间，而同时世间又少了一个贤者。嵇康之死笔者发现了一个问题：东汉之名士他们大部分都具有较强的功名心，或者说东汉名士夙愿就是“以匡扶社稷为己任”。因而东汉的士大夫一直在和“外戚集团”以及“宦官集团”做你死我活的斗争，直至汉朝灭亡之后，他们还在为中兴汉朝而努力着。而魏晋名士则有所不同，朝廷屡征不就的现象在那时可不少见。隐逸山林的“竹林七贤”就不说了，其他的还有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皇甫谧；还有被西晋名臣刘毅称为“伯夷、叔齐复存于今”的范桀，司马师屡次召他入仕而不就，后来更是装疯避仕，史称“不言三十六载”，他的儿子范乔也和其父亲一样，只在家里研学。这些名满天下之名士为何宁可醉隐山林也不肯入朝为官是一个很值得深思之话题。比如《晋书.阮籍传》明确记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既有济世之志，却又不肯入仕，表现出的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宁可埋没其才华。今天我们就从嵇康宁死不入仕以及阮籍醉饮山林的举动来谈一谈魏晋时期的名士因何屡征不就。名教世界的崩塌、正始玄学的兴起何为“名教世界”，粗略的意义可以理解为自汉武帝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治国观念。汉朝是“以孝治天下”为核心理念，以“察举制”为选官制度，因为儒家最看重的就是孝道，“察举制”中最看重的则是“举孝廉”，两汉时期儒学文化可谓相当盛行。当然儒家除了孝道之外，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系列规范。汉武帝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称“以名为教”。但从桓、灵二帝以后，汉武帝所建设的“名教世界”已经逐渐开始崩溃，从如下现象就可以看到：1.外戚为了自身利益屡次打破汉朝的立储制度，不单单如此更有外戚毒杀皇帝之现象。2.皇帝宠幸宦官，导致大权旁落，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侵蚀着汉王朝。上述归纳起来就可以总结为皇权衰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已经不太正常。东汉名士所维护的不单单是汉家江山，更是为了维护汉武帝所建立的“名教世界”，以及他们的儒家文化。到了东汉以及曹魏时期，“名教世界”的秩序则愈发混乱，先有董卓进京毒杀汉少帝，再有曹操杀董贵人之举都可以理解为“名教世界”的崩溃。因而到了曹魏时期，有一批思想家则开始构思如何重建一个理想型的社会。和汉朝时期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推崇单方面儒家文化，转而推崇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这一批思想家即我们后来所称谓的“正始名士”，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思想后世命名“玄学”。当然笔者认为，“玄学”只能作为哲学思想，但是真的运用到治国之上恐怕有些不切实际。玄学“崇尚自然”，在魏晋名士看来名教“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是对人最大的束缚，而同样的魏晋名士认为君主独裁以及纲常伦理是违背自然的，他们主张“无君无臣”、顺应“自然”而“无为”，以此来达到“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天下自治。当然这只是笔者单纯之看法并非否定“玄学”之道，不过从上述对“玄学”之浅显理解也不难看出为何魏晋名士屡征不就之原因了。魏晋名士崇尚的玄学想建立的是“无君无臣”的理想型社会，因而对于入仕之举动他们自然是从内心而拒绝的，这也说明了嵇康为何宁可死也不愿服从司马昭，因为嵇康本身就是“玄学”文化之传播者。司马氏的得国不正以及对名教世界更大之破坏一提到司马家熟悉历史的各位看官无不哀声叹息，司马家之诟病并非没有原因的：1.西晋立国数十年，司马家内讧造成了内部空虚引起了“五胡乱华”，之后东晋的一百多年间是北方人民哭泣的声音，而侥幸逃到南方的百姓也并非说很幸运，他们没有土地，只能依附于世家豪门，遭受世家之剥削。2.司马家的得国不正也是其被诟病之原因，观之司马氏的得国之路完完全全则是一次次屠杀，先是“高平陵政变”再到“淮南三叛”，而司马昭之举动就更不用说了开旷古先河。也正因如此西晋国祚不久并非没有原因的。第一点我们暂且不说了，我们今天详述第二点司马氏的得国不正和屡征不就有何关系。司马家在汉朝虽然称不上是“四世三公”，但是他们也可以说的上是书香门第。司马家族也是以儒学传家，由司马懿早年宁可装病也不肯出仕可以看出司马懿也是深受儒家文化之影响：1.宦官对名士的迫害让名士对宦官尤为痛恨，而曹操之父曹嵩本身就是被宦官收养的，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司马懿自然瞧不起曹操了。2.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汉末是人尽皆知之事，司马家族世世代代吃的都是汉朝的俸禄，因而不肯出山辅佐也是可以理解的。司马家族本身是以儒学传家的，对于儒家的仁义礼法、忠孝节义他们比谁都清楚，因而稳固政权之后他们想重建汉朝时期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世界。可问题就在于他们想重新建立“名教世界”的同时他们自己却是“名教世界”最大的破坏者。他们本身是曹魏的臣子，在高唱忠君的同时，他们自己却又弑君并且在这之后篡夺了曹魏江山；司马氏在窃取江山的过程中为了肃清忠于曹魏的势力，制造了一次又一次血腥的大屠杀，这又明显违背了儒家的仁；在破坏“名法”的同时，他们又高举“以孝治天下”的大旗，但他们种种行径，则是对传统礼法之不孝。因而司马氏的种种行径令当时的很多名士看之不起，魏晋名士大多崇尚“玄学”，可也有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之名士。司马家族破坏礼法之行为也让一些崇尚儒学的名士不肯出山，也出现了朝廷屡征不就之现象。而对于崇尚玄学的嵇康、等人来说则更加彻底，你们不是崇尚礼法吗？他们偏偏在居丧之时喝酒吃肉，以此来表现他们对司马氏所标榜的礼法之蔑视。虽然“竹林七贤”是以蔑视礼法而出名，可是在笔者看来，他们并非真的不遵守礼法，对于忠孝节义他们自己心里其实也有一杆秤。对于司马氏的所作所为，他们打心眼里不想与之为伍，因而这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司马家族杀害名士之行为让诸多名士寒心从东汉后期到西晋初年，每天朝不保夕的不单单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们，同时还有这些名满天下之名士，这一段时期堪称是名士的悲伤年代，在这一时期名士经历了三次大的灾难：1.两次党锢之祸之中惨遭宦官迫害之名士。2.汉末三国动乱被各地军阀杀害之名士。3.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家族对名士的屠杀。受党锢之祸和三国动乱之影响，许多的名士对朝政已经开始心灰意冷，因而在汉末时期，名士隐居山林的现象也很常见。汉末时候名士隐逸山林或许可以逃过一劫。可是之后司马家掌权之后，隐逸山林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一条生路了，司马氏在魏晋禅代的十余年时间内，为了肃清影响，很多名士都遭到了司马氏的迫害。首先因此丢掉性命的是何宴，当然何宴本身是曹爽一党。然之后的夏侯玄之死却是司马家屠刀霍霍的开始，夏侯玄在高平陵政变之后虽然在朝中当职，可已无实权在手，可因为李丰一案他也惨遭杀害，夏侯玄之死可谓名士的又一个重大打击。司马家一方面希望利用名士来帮助自己稳固朝政，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大肆屠杀朝廷内部忠于曹魏的名士，对于不肯合作的如嵇康、吕安司马家也毫不手软，这一时期堪称是“名士之殇”。这一套双重标准也让司马家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举动，因而他们屠杀名士之举动让当时许多隐逸山林之名士屡征不就。结论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曹魏至西晋的屡征不就之现象是司马氏自身而引起的，虽然“名教世界”崩溃在先，司马家得国不正以及屠杀名士在后。然而他们自身却持身不正，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又大肆践踏这一套秩序，最终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地步，对于帮助他们篡位的贾充、王沈等人，当时的名士对他们的看法普遍则是“奸佞小人”，司马氏却为了自身之利益给予他们荣华富贵。所以司马家一系列自相打脸的行径让名士寒心，而他们的得国不正也造就了西晋之国祚不长久。借用“资治通鉴”开篇的话语就是，天子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礼法。而司马家一系列之举动可谓礼法最大破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