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司马迁传》：“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红尘观史记》系列第27篇
大家都听说过“同行是冤家”这句话，究其原因就是一个行业内的资源和客户就这么多，你多了我必然就少了，反之亦然，所以同行之间肯定要相互竞争，有时候甚至要采取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的方式也是不足为奇了。
有人认为这种竞争情况只限于生意场上，其实这就未免有失偏颇了，有时候所谓的君子士大夫这些文化人掐起来更加厉害——不仅要在“肉体”和利益上摧毁你，还要在“精神”和名声上打翻你，咱们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界因为观念和主张不同而导致双方甚至多方互相诘难乃至谩骂的场景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这其中最早声势也最浩大的案例自然莫过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一大群顶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为了谁才是正统而争吵的不亦乐乎——反正大家都是同一个级别的高手也不用装着端着掖着了，关起门来就开撕吧，比如就连最讲究礼法规矩的儒家的亚圣孟子，都曾经气急败坏的骂墨子是不知孝顺父亲的禽兽，激烈程度堪比街头巷尾的泼妇骂街。
《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
所以说这云淡风轻的高人姿态，那只不过是对手太弱或者大局已定后摆出来的，当真正到了教派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除了老子庄子可能还能微微一笑淡然处之以外，恐怕就连孔老夫子都会忍不住拔剑诛杀政敌了（比如少正卯），其余如兵法家，纵横家，法家等更激烈的派系那就更不用说，不给你来个斩草除根株连九族都算温柔的了。
而这次咱们讨论的案例发生在两位优秀的史学大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之间，或者说的更准确些是班固作为晚辈对于前辈同行的质疑，他在《汉书》中关于西汉初年的史实基本上继承了《史记》的同时，还为太史公司马迁本人也单独作了一篇传记予以致敬，而在这里面他对这位前辈给予了足够的肯定之余，也提出了四点“弊端”，说直白点就是缺点。
这四点在当时还是得到了上到帝王下到大部分士大夫的认可和赞同的，只不过经过两千年的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之后我们再回顾这段争执，却惊异的发现这四点根本就不是太史公的缺点，反而是他的闪光点，只不过因为他的眼光太远，走得太快，而不被同一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罢了。
记得哪位先哲曾经说过，一个人能领先时代一步是伟人，但领先两步就是异端了，太史公没有被放在火型架上烧就已经足够幸运了，被口诛笔伐个几句自然是在所难免。
咱们这一篇文章就来一起聊聊这“班马之争”中的四点主要分歧，大家都来做做裁判，看看究竟孰是孰非。
第一点：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诟病司马迁的第一点，就是觉得他把代表道家的“黄老之学”摆在了代表儒家的“六经”之前，实属对儒家圣人的亵渎，大逆不道！
这里的背景请让红尘君先来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司马迁基本上和汉武帝刘彻同学的时代是重合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学术流派定型的重要节点，在此之前是百家争鸣，虽然不同时期不同的流派各领风骚但始终是并存状态，比如早期儒墨为显学，然后纵横家一度大放光彩，后期法家由于受到秦国的支持和声名显赫，而道家则至始至终不领先也不落后，与他们的“无为”和“不争”主要思想颇为吻合。
但是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从此儒家学说慢慢的开始走上了“官方指导思想”的高度，再往后儒家的地位更是越来越高，到了班固所在的东汉年间已经基本处于霸主地位，“一览而众山小”，不尊儒术差不多就等于异端邪说了，而班固本身就是标准的儒家士大夫出身，因此有此质疑也是理所当然。
只不过这对于太史公来说却未必不公，首先他本人就曾经师从董仲舒，对于那些儒家经典也是十分精通和看重；其次他也把孔夫子奉为圣人，而且还是“脑残粉”一枚，不仅单独为孔子开了一篇代表诸侯王的《世家》，而且还在春秋时期各国的历史之中都不忘把孔子的生日和忌日提及一笔（孔子是鲁国人，又不是诸侯，按道理最多只应该在鲁国历史中体现），所以班固说他不尊崇儒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至于说“黄老之术”，其实汉高祖刘邦刚刚入关就以“约法三章”简单明了的规定废除了之前暴秦的诸多严苛刑罚，这一举动其实就深得老子思想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精髓，自然而然就获得了关中百姓们的支持，从而为后期的楚汉之争打下了基础，要不然以刘季同学面对项籍同学的屡战屡败，损兵折将，如果后方百姓们不全力支援的话，哪怕萧相国再能干再会组织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后面从西汉建国到吕后，惠帝，文帝，景帝，这期间主要的治国思想都是来自于道家的“无为而治”，让国家和人民休养生息，因此才有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也给雄才大略的武帝留下了一个诺大的家底供他南征北战的肆意折腾，而就算这样几十年搞下来后国家也是千疮百孔，就连一向心高气傲的汉武帝也不得已而下了“罪己诏”开始反省自己。
所以这都是黄老之术的功劳，作为同时代旁观者的司马迁给予道家思想足够的支持乃是理所当然——不这样做反而是眼界太低或者不够客观了，而后辈班固却显然犯了这个毛病，等于是道德绑架了。
第二点：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
如果让所有读者在《史记》的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篇传记中排个序的话，我觉得《游侠列传》很可能会力压一大群帝王将相而位居三甲，甚至第一都不是没有可能。
原因无它，就是因为这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来自于广大乡间阖闾的社会底层游侠们，代表的却是老百姓中一种最质朴的博爱公正以及反抗暴权的精神。
这种最早可能源自于墨家的宝贵精神，经历了几千年历史都不曾湮灭，哪怕是其中最为黑暗专制的几个节点都不例外，并且在近代大放光芒，比如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如《水浒传》《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直到现代的金古等武侠小说，甚至包括最近十几年才大量涌现的网络玄幻穿越小说，无一不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而在大部分“接盘”了《史记》中大部分传记的同时，班固也“捏着鼻子”为这些游侠也开了一篇《游侠传》，但是和太史公对他们的赞许和同情不同，他对于这些人却是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认为他们破坏了国家法度，并顺便对司马迁也加以指责，认为他记叙这些“奸雄”的初衷就是有问题的，应该多写儒家的士大夫们才对。
而受班固的这种言论影响，后世的国家正体史书中再也没有关于游侠的记载，最多只是存在于一些民间传说和野史之中，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孰是孰非自然一目了然。
第三点：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货殖列传》也是太史公一篇传记，这里面主要记录的是从事“货殖”也就是商业活动的杰出人物。
在司马迁看来，商业乃是社会各行各业中重要的一门——“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商业发展和经济聚集点的出现乃是自然趋势，追求富足也是人类的天性，并不应该被鄙夷。
而从国家的层面来说，统治者不仅不该强加干涉打压甚至和他们争利，而是应该对他们进行支持和保护，只要制定好基本的规则就行了，应该任由商人们自由发展。
其实在那个时代的阶层是“士农工商”，商人居于整个社会的底层，国家对他们不仅不保护，反而更多采取的是“重农抑商”的打压政策。
如果说秦汉年间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农业必须要在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占据足够比例的话，而就算在生产力已经逐步发展的后代的各朝各代中，除了两宋以外也没有哪个朝代把商业和商人看的比较重的，这就和观念有莫大关系了。
这种根源原因比较复杂，既有我们国家作为农耕文明的保守，但也离不开官方的愚民政策和自我封闭，而班固的看法不仅代表他自己，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共同意见。
所以司马迁以“贫贱”为羞耻，以会“赚钱”为本领的观念更是让提倡礼义廉耻，讲究修身养性的文人们所不满，这种落后的思维方式甚至一直影响到了近代，“贫穷有理，贫穷光荣”的思想哪怕在半个世纪前都一度甚嚣尘上，直到总工程师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才算是为此盖棺定论，这才有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经济腾飞，才有了现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底气。
如今的时代更可以说是商业时代，第一世界的强国们几乎无一不是商业大国，许多跨国大公司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国家，可以在各方面来干涉国家的政策，某位大商人出身的政客更是坐上了第一强国的总统宝座就是明证。
但是对于这些看得越多，就越能体会到太史公这可怕的洞察力，班固对他的指责在当时可能还代表了官方主流思想，若是放到现在都不用政界文化界人士出马，哪怕几个普通百姓也都能把他驳斥的体无完肤。
第四点：不懂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
除了上面的几点可以划为“世界观”以外，在“人生观”上班固对司马迁也是颇有微词，认为他“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这都是不懂得儒家“明哲保身”的道理所致。
在后世明哲保身更多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了，往往和麻木不仁，胆小怕事划为等号，但其实在孔夫子的时代，这乃是一个优点，意思是说具有大智慧，能够看明白这个时代的高层是否清明公正，若是合适的话就积极出仕，若是不合适甚至极为昏暗的话就要学会保护自己了，而不要逆天而行。
《论语》：“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比如孔子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弟子南宫括，而不是子贡子路颜回那些才能更优秀的弟子，就是处于这种考虑，因为在比较动荡的年代之中，只有懂得明哲保身的人才能更好的照顾家人。
而这个理念也被后世许多儒家弟子们奉为圭高，后世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之中，像是包拯魏征海瑞那样敢于仗义执言和冒死劝谏的“直臣”绝对是少数，所以才口口相传，代代称赞，绝大部分的官员们还都是很有“政治智慧”的，知道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更加不会忤逆上意。
但是司马迁却为了一个并无多少关系的李陵而说情，结果惹到了正在火头上的汉武帝，这才受了屈辱的宫刑，而事后虽然证明司马迁的看法是对的，汉武帝升了他的官以作补偿，但是这种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屈辱和伤害却是不可能再挽回了，因此班固才嘲讽司马迁不够聪明，不懂得自保之道。
只不过班固自己恐怕也没想到，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他也会屡遭飞来横祸——先是被人告发“私修国史”而入狱，幸亏弟弟班超（就是投笔从戎，出使西域立下绝世功劳的那位定远侯）第一时间回洛阳替他伸冤说情才幸免于难。
不过祸不单行，而后班固又受了权臣窦宪的牵连而被免职，再加上素有私怨的洛阳令种兢公报私仇的陷害而坐了大牢，同年就死于狱中，虽然后来和帝替他平反，但是人死也已然不能复生。
所以班固嘲笑司马迁的不懂明哲保身其实是比较可笑的，在那个帝王拥有无限权力的封建社会，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帝王手中，就算是阿谀奉承五体投地卑躬屈膝痛哭流涕都未必能不死，更何况只是不声不响的明哲保身呢？
而班固自己能够名垂史册，也是因为他写下了《汉书》这部巨作，而绝不是因为他会做人——比他会做人的官员多了去了，但又有几个能被后人记住呢？
这正如太史公所总结的一样——人固有一死，若重于泰山，若轻于鸿毛，人的一生最重要是活的有价值，而不仅仅只是会保全自己，虽然他是汉武帝的臣子并被处刑，但若论各自本职工作的话，他显然比汉武帝干得更出色——他基本上可以看做中国史学家这个职业的No.1，而在“中国皇帝”这个职业圈内综合考量下来的话，起码也有三位以上的同行要超过汉武帝，哪怕单单在汉朝他都难称第一。
这个观念放在现代就更开放客观了，一流的科学家（比如钟南山院士）和一流的官员谁更重要，恐怕百姓们心中自然有一杆秤，更不要说二流甚至三流的官僚了，这次疫情期间被查处的一大批就是明证，光会明哲保身又有什么用？
红尘说
综上而述，这就是作为同行和晚辈的班固给司马迁挑的四个缺点，而且在当时和后面的封建王朝也都得到了官方主流士大夫的认可，但是在两千年的我们看来，却反而成为了太史公的超级闪光点，也让《史记》获得了“史家之绝唱”的至高评价。
这里面尤其是太史公对于商业的观点实在是太过超前，让人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是从后世“穿越”回去的，否则怎么能有如此超越时代的见解？
其实客观的说，《汉书》也已经是二十四史中极为优秀和经典的存在，并且开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班固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史学家，但是没办法，只能说他的这个对手实在是太过强大，既生马又何生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