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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望墙，慵懒的目光被顿时擦亮。“满身花纹影如蛇，空闲日子墙上爬，千斤万斤肩上过，一五一十不虚夸。”儿时熟稔的谜面像破土而出的春芽，在这个朦胧的清晨滋滋作响。没错，墙上挂的是杆秤，且多年未动过。
杆秤由木杆、星花、铁钩、秤砣、两个提扣组成，通过秤砣在秤杆上移动获得平衡后，得出被称物体的重量。我最早见到杆秤是在生产队的队屋，那里有半间屋大的粮仓，有一人高的篾囤，有几围粗的菜籽油缸，不同的收获季节，不同的五谷杂粮在这里会师，然后经由杆秤的调度，化整为零，温暖起农家一个个冰冷的锅台。队里有大小两杆秤，大秤最多可称一百八十斤，小秤最多可称八十斤，哪家好不容易用一次秤，必须找队里老保管开借。
大小两杆秤同时被一家借去，不用猜，那家一定是杀了肥猪，因为邻里米麦豆粉之类的通挪都用小升斗度量，无须劳驾杆秤。屠户把肥猪开膛砍边后，就招呼拿大秤来，秤钩泥鳅般钻到大半边猪肉的脊椎骨下，一二三，他的号令还没喊全，穿过提扣的抬杠已重重地压在两个壮实邻居的肩上。屠户歪着脖子朝地上看，急忙叫停。这猪太大了，人必须站在凳子上抬秤，否则猪肉的首尾就会拖到地上，弄脏事小，搁了砣短了秤事大，说不定在灶上准备旺仔酒席的婆娘待会儿还要接你酒盅呢。这头猪快养两年了，她早指望杆秤帮她称称日积月累的汗水。如果猪肉不是一次性卖给肉贩子，邻居们有钱无钱，都会多少称点打打牙祭，这时灵巧的小秤就该登场了。小秤被吊系在旁边的樟树杈上，掌秤的一准又是队里的老保管，旧几案上，放着他的烟筒和给主家记帐的纸笔。“老保管，别让秤砣砸烂脚啊！”开秤时，不知谁在嚷，逗得大家忙不迭帮腔起哄，那意思是提醒他要给足秤。猪肉称完了，老保管拿算盘一扒拉，亏损五六斤，主家接过帐本，笑着连声说没事没事。收的现钱也不多，因为赊帐的人不少，这要等人家杀猪才能称肉扯平。
当资本主义尾巴逃脱被割的命运时，商贸像放出樊笼的小鸟一下子活跃起来，杆秤也似“公证员”频繁地抛头露面。但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等到心生疑窦的乡下人证实一担稻子在收购点少了五斤、买回的化肥少了三斤后，他们一改胆小怕事的传统品格，愤而折断犹如黄世仁家魔鬼升斗般的杆秤——杆秤成了代为奸商受过的替罪羊。一位在工商部门工作的朋友说，那时他每年收缴的“问题”秤多达几十杆，诸如吸附磁石、杆头安插铅条、大小秤砣掉包等等，虽属雕虫小技，却是五花八门，非圈内人士难以识破。时下流行的“作砣”一说，俨然成为吃拿卡要敲的代名词，据说就是肇端于在秤砣上作手脚的损举。
市场上假秤多了，买卖时总担心被耍，自己有一杆秤不失为最好的办法。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制秤师傅在村里一吆喝，那些对杆秤有迫切愿望的村民都争着去抢担子，制秤师傅倒成了甩手掌柜。待主家定下称重的多少，制秤师傅就开始架风炉、熔铜钱、选秤杆、掂秤砣，等铜水冷却敲成薄铜片并在秤杆的两头包好后，就可以系提扣。为方便使用，一杆秤都具备大、小秤功能，而决定大、小秤的正是提扣，它类似于阿基米德撬起地球要找的那个支点。所以，一杆秤要系两个提扣，大秤居前，小秤居后。杆秤是否准确，由小秤的定平心说了算，即提着后面的提扣，移动秤砣，空秤达到平衡时，秤砣吊的位置就可以钻第一个星花，即定平心。小秤的星花在内侧，一般一两起花，师傅先用标准计量码一斤一两地测出相应距离，再用卡尺等距度量出下一个星花的位置。全部标记好了，师傅拿出小花钻，一阵拉压，先前标记的地方留下了一排小钻孔，往钻孔里嵌过铜屑，再挫几下，星花就金子般亮。大秤的星花在秤脊，一般二十斤起花。提扣位置不同，起花大小有别，在认秤时没少闹笑话，像隘口街上一位饱读诗书的罗老先生，买干柴时总要请街坊帮他看秤。
说起暴君，秦始皇应该算一个，但过不掩功，他在成就一统江山的伟大霸业后，统一了度量衡，其历史贡献也是蛮大的。试想，同样重的商品在鲁地称是十斤，在燕地称却是十二斤，交易时，如同人民币与美圆需要汇率的参与，太烦琐了。制秤师傅说，秦始皇虽然统一了度量衡，却不是杆秤的发明者。
相传，为越国灭吴雪耻立下头功的范蠡，深谙国君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在论功行赏时激流勇退，与知心爱人西施跑到齐国下海经商去了。几年后，却散尽千金，辗转至陶，并靠操计然之术把握商机，又成了富可敌国的范大款，而杆秤则是他在经商实践中的意外收获——他用东方人的思维具象地阐释着杠杆原理，以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为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制造出了十三两为一斤的杆秤。今天，我们常说半斤对八两，这是因为大家都熟悉古代是十六两为一斤，其实这三两也是范蠡加的。原来，有了杆秤，虽克服了市场估堆陈弊，但不久范蠡又发现一些奸商以缺斤少两的卑鄙手段损害消费者利益，于是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添了福、禄、寿三颗星，一斤也相应提高到十六两。少一两没福气、损二两无功名、缺三两折寿命，哥们，看你还敢不敢克扣斤两！看看，人家范蠡还是消协的鼻祖呢。在我国，十六两制杆秤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才改为十两制。隔着两千五百余年的波涛，范蠡苦心孤诣的金山银山早不知卷往何方，更恒久的却是副产品——杆秤，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对一头活生生的大象来说，杆秤只能望洋兴叹，而小曹冲的神来之笔是把一只船作为秤的延伸，让他的老爸曹操在众大臣面前着实骄傲了一把。如果曹冲不是十三岁早夭，也许磅秤的问世外国人就别想抢头功了。其实，超重之物难称，超轻之物也不好对付，譬如配草药，即使误差在钱两之间，也可能夺人性命。小时候，对药师手中那杆长不盈尺的铜秤非常好奇，红花九钱，甘草一两，药师的精干就像那杆精致的铜秤。药师说，没见过吧，这叫司马秤，准得狠。莫非正是具备了精准优点，在杆秤逐渐被电子秤取代的今天，司马秤仍在药房偏安一隅，苦撑着杆秤残存的余辉。
在古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权衡一词由此得来。挂在墙上的杆秤多年未动，甚至仍会永远保持那种静止状态，我也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但身处布满十字路口的俗尘，进退取舍，褒贬臧否，不能不穷力权衡。如此看来，范蠡不愧为人中之杰，即使一杆有形的秤消失了，另一杆无形的秤还在你我心中知轻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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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垠康，男，年生，安徽宿松人。先后从事教育、宣传、经济、卫生等工作，现为安徽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安徽文学》《山东文学》《雨花》《四川文学》《福建文学》《散文百家》《西部》《北方文学》《黄河文学》《中国铁路文艺》《中国青年》《文化月刊》《国学》《当代文萃》《思维与智慧》《小品文选刊》《杂文月刊》《杂文选刊》《中国文化报》《南方周末》等近百家报刊，作品连续多年入选漓江、长江、花城出版社等年度文选，出版散文集《走进十月的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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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垠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