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大浪淘沙
北京恢复堂食、上海逐步复产复工，线下餐饮业、娱乐业、零售业的元气远远没有恢复，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报复性消费”，说明消费者们也受了不少“伤”。因为即便是一线城市有着体面工作的人群，抗风险能力也还是太差了，疫情期间不仅仅是收入受到了影响，更会影响大家的“预期收入”。大家都认为自己未来收入会受疫情影响，自然会节制现在的消费。“报复性消费”恐怕仅仅对于少数个体存在，对于“大旱盼甘露”的商家来说，只是一个梦幻的泡沫而已。
个体抗风险能力是最差的，其次就是个体户、中小商家。北京的堂食停了整整一个月了，大型连锁餐饮抗风险能力强得多，尚且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物流成本和外卖勉强度日，对于中小餐馆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打开大众点评我的收藏，能看到一排齐刷刷“歇业关闭”的灰色字眼，很是触目惊心。
而中小餐馆恰恰就是一座城市美食的“活灵魂”，本身一线城市的房租就已经过于排挤他们了，导致千锤百炼的“街坊菜”“苍蝇馆”越来越少，现在疫情更是雪上加霜。假如未来我的城市中，只剩下海底捞、西贝、绿茶这些资本驱动的、毫无灵魂的连锁餐饮，那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啊！
现在开在大型商场里的连锁餐饮企业，大多采用“中央厨房模式”，就是城市某一个角落里，把流水线生产的食品加工好或者半加工，然后再运到店里热一下。这其实就已经有点敷衍了，但是他们早就在“中央厨房模式”中更进一步，变成了“预制菜”甚至“料理包”，就是一个餐馆连做饭这种事情都不做了，直接用现成的加工一下就端上来了。
我们所熟知的绿茶、西贝等餐厅，都是采用的“预制菜”模式，因为有些预制菜品牌既想恰流量，也想恰资本饭，所以他们在发布公关稿件的时候，就会光荣的把自己客户介绍一番，于是我们就知道哪些看似“高大上”的餐饮在使用“半成品加热”模式——
当然，我并不是无脑反对这种“预制菜模式”，这首先是供应链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创新。我一贯是支持工业化美食的，像速冻水饺、扒鸡、螺蛳粉这种能让美食走进千家万户的工业化模式，是时代的进步。我是不会想诸如《舌尖上的中国3》那样宣扬手工机器的。
但是我批评这种模式，根源在于这种资本驱动的连锁大餐饮企业，会对中小特色餐饮产生“驱离”效应，他们有实力用超低成本、不惧一线城市房租去侵占中小餐馆的生存空间，进而使城市多元化的美食蜕化到“预制菜时代”。像绿茶这种价格适中的还说得过去，咱也不是顿顿要吃龙肝凤髓；像西贝这种又贵又难吃分量还小的，真要成为了未来餐饮的主流，我是觉得是对城市饮食文化的一大伤害。
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些所谓的餐饮企业，需要考虑融资上市的问题，需要考虑与土地资本py的问题，需要考虑供应链和成本的问题……唯独不需要考虑的就是做的菜好不好吃的问题。因为只要他们做好了上面几步，就足以形成垄断规模效应，在一线城市重要地理位置布满自己的“据点”，同时对小规模的特色餐饮产生挤出效应。
反正消费者逛完街看完电影得找个地方吃吧，只要装修差不多服务差不多就好，预制菜就预制菜吧，他们还会用“来都来了”安慰自己。一个餐饮企业，不需要考虑好不好吃的问题，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是这就是普遍的现实，这不是生活逻辑，而是资本逻辑。
而疫情之下，更放大了这种“挤出效应”，小生产者、普通劳动者越来越难，大资本的优势地位无限放大：他们可以更便利地拿到银行贷款，可以有更多的门店作为抵押，可以有着五花八门的融资渠道，可以在股市上割股民的韭菜……而对于那些夫妻店、苍蝇馆来说，他们几十年时间唯一改变的可能就是做菜的手艺了，一次停业一次催交房租，就能让他们面临灭顶之灾。
所以大资本的抗风险能力明显高于小手工业者，还有一种更能抗风险的——土地资本。疫情期间有多少小店艰难生存，但是不管你开不开，房租一分钱不会少；有多少劳动者失去工作，但房东永远旱涝保收。
这虽然是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规律是否合理大家心里有杆秤——本身疫情就是整体经济都要面对的风险，凭什么辛苦开店、付诸劳动生产的人要承担所有风险，不付出劳动、坐享资本孳息的食利阶级永远稳如泰山？
像海底捞、西贝、绿茶这些都是集团资本甚至上市资本支撑的连锁企业，而
所以说并不是武断批判预制菜就是“劣币”——虽然现在绝大多数这样搞的餐厅都很难吃，其背后无限扩张，吞噬多元化，扼杀生活的资本才是真正的“劣币”。而在一线城市坐享超级膨胀增殖收益，却从不承担任何风险的土地资本，是“劣币”中的“劣币”。
我最近观察疫情后的城市生活，很痛心，很多无法承担风险、却又是城市多元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家纷纷倒闭。不仅仅是餐饮业，我日常去一家推拿正骨的店，那个老师傅是以前北齿厂的师傅，专门给当年的工人推拿的。我本来想去，结果发现关门了，给老师傅打电话，说回家抱孙子了，本身疫情前客流量就少，现在付不起房租了。
这就好像封建社会，但凡遇到个什么大旱或者大涝，都是土地兼并的高峰期，农民被迫以很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土地，变成佃户甚至流民。但我们现在是现代社会啊，是不是应该匹配一些更先进的制度呢？出现疫情或者经济波动，风险全部让劳动者和小生产者承担，大资本可以趁低价大肆兼并、扩张，土地资本永远旱涝保收地租，这符合公序良俗吗？
一线城市这种现象更为严重。表面原因是一线城市土地资源更加稀缺、地租更贵；而背后根本的经济逻辑是：一线城市、超大城市，就是由资本驱动产生的。
哈维指出，当代大都市的本质就是是资本和城市空间的双重逻辑关系。一方面，以资本的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经过原始积累后，需要一个输出的载体，而城市空间成为了最佳选择，这就是资本的城市空间化；另一方面，以城市空间的视角来看，资本的入侵填充了城市的方方面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御战斗力爆表的资本，没有一块土地不被标价，没有一间房屋不被出售，这就是城市空间的资本化。二者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关于资本主义大都市建设，大卫·哈维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这是一个充满哲学思辨的诠释：首先承认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发展以及翻天覆地的城市化进程，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是积极作用；但同时，资本的无孔不入也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包括对人的剥削、对劳动者精神健康的压迫、对原住民生活的侵占、对文化的吞噬、对审美的玷污等等。因为我们要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认真分析“破坏性”的来龙去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创造性”的否定；我们要向前看探寻更先进的出路，而不是通过倒退、通过抹杀创造来掩盖破坏——这是一个辩证法一分为二的问题。
关于创造性破坏的内涵，哈维指出：“资本将世界视为白板，一个可以任意切割、刻画的空间，并且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状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如果在铭刻的过程中，发现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的一切予以抹灭。”
以我们的大城市为例，北京南锣鼓巷，上海田子坊，杭州河坊街，苏州平江路，厦门曾厝垵，成都宽窄巷子，武汉户部巷，南京夫子庙……去过这些地方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些景观同质性无比之高？每个类似的商业街总有卖丝绸的、卖高价文艺饰品的、卖印着口号的陶瓷缸和T恤的；总有找几个小哥在门口叮叮当当敲打，暗示大家是手工制作其实全是工厂机器货的银饰店——很有趣，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小哥，会发现他们除了把银条敲成一个环剩下啥高级的装饰都做不出来；总有卖老酸奶的、卖绿豆糕、龙须糖式的甜味点心的、卖肉馅烧饼的，美其名曰“本地特产”。但去多了这些地方你会意识到这个“本地”的范围大概包括“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这些“南锣鼓巷式”的地标都是所谓的“城市特色”“游客必去”的“景点”，但这不是本地特色，而是资本特色。在居伊·德波的理论框架下，这就是景观复制带来的威力。例如，所有的购物中心都是一楼奢侈品，二楼女装，三楼男装，四楼运动服饰，五楼六楼美食类似的布置；所有的商业街都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展示，被千篇一律的连锁店占据。而在大卫·哈维看来，大型购物中心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通过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被付诸操控性重建——“城市空间，在潜藏于消费行为背后资本逻辑的力量作用下，不断毁灭又不断重建”。
如何理解“消费行为背后资本逻辑”，还是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连锁餐饮店普遍使用“预制菜”的现象，我说过我并不排斥这一现象，只要你别脱离美食的本质——好吃，就可以。但很遗憾，正如上文所述，资本驱动下的连锁餐饮店，美食质量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美食好吃与否过于多元化了，过于耗费时间与成本了，不符合资本的内在逻辑。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一家我很爱吃的胡同小店，老板说他十三岁给他师父当学徒，和了整整五年的面，师父才肯叫他做饭的手艺，现在他五十五岁，干了足足四十多年。其实美食的水平一方面看天赋，一方面看经验，日积月累的经验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让我想到了我姥爷，他老人家闭着眼睛烙饼都能烙到%完美的金黄和外焦里嫩，无他，唯手熟尔。但是，现在的资本还能让你白白和五年的面吗？还能让你有这四十年的积淀吗？可以，但没必要——我随便炮制出一个网红店就有数倍于此的增殖效果，我何必等你四十年呢？所以说资本需要的永远都是廉价的、可复制性的、低成本的、低风险的“景观”。
大卫·哈维就以巴黎为例，批判过资本主义城市建设：“巴黎只有一条街道——里沃利街，而这条街被复制于各处”。他认为，巴黎的多样化完全被抹杀，代之以单一化的城市面貌。在当代的城市中，没有居民共同体，没有同乡共同体，没有职业共同体，没有生活共同体，取而代之的只有一个——金钱共同体。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帝国最光荣而且是唯一的“共同体”，金钱的信仰与荣耀播撒进“华丽大道上、百货公司里、咖啡馆中”，城市成为了商品拜物教盛大庆典的广场，金钱共同体瓦解了所有社会连带的纽带关系。
相信我们中许多人都认为，城市不就是天然的消费场所么？我们上班为了挣钱，下班为了花钱，业余生活除了消费可不就是没有其他事情做么？城市本来不就是个金钱共同体么——可能在他们看来，这就像加班没有加班费一样“理所当然”。但是，众多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们告诉你：并非如此。
城市除了资本和“金钱共同体”之外哈维指出，“地方”是“我们身为个体而度过日常生活的场所”，城市除了对接“资本”之维，更为重要的，它还容纳了无数个体的日常生活——它包含了生活方式、文化、民俗以及家庭与社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友谊，构建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精神寄托。
但是，正如我们一直所说，因为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异化了一切而又构建了一切，就如我引用过一万遍《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由于市场与资本的组织力量和渗透性，所有“地方”正遭受系统性的“创造性破坏”——例如传统社区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南锣鼓巷”式可复制的商业街。“地方”的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与虚妄，于是哈维根据“地方”（place）发明了一个新词汇——“无地方”（placeless），意味一切都变为了资本的复制，人们丧失了存在的根基，也抛却了故土的联系。
其实不管有没有疫情，一线大都市就是一个“金融资本+土地资本”联合驱离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模式。但是这些被驱离者们不甘心被“劣币”所取代，在国外一些地方，普通人们联合起来：重建社区、改造地方、抵制资本，去探索属于普通人的城市建设之路。
大卫·哈维提出了“空间正义”的观点，力求解决空间资源和空间产品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大卫·哈维坚持阶级斗争在当今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的目的是“在物质上、象征上和比喻上把地方解放出来”“人与人都处在相互关联和认可的共同体中”。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原子化，去中心化），要求无产阶级的反抗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反抗场所要从工厂为中心，向生活空间的去中心化转变。
曾经的无产阶级运动从占领工厂、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进而建设根据地、建立政权。而在当代我们许多生产实践已经脱离了大工厂或土地，都是在城市空间中完成的，比如外卖员送货、快递员送餐。哈维基于此提出了“空间解放”的理念，要求把革命实践融入进生活空间中，从空间解放推动政治解放，再由政治解放反过来促进空间解放，通过空间解放来实践空间正义。
荷兰（贫穷）的年轻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每天都有人骑自行车上街去搜集各社区的住房信息：有哪些房屋闲置，有哪些主人已经去世且没有继承人，有哪些老旧社区接近废弃，有哪些地点政府不会很快兴建新的社区……他们在网上分享这些信息，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空想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社区：
在占屋的一开始，一切总是“百废待兴”：被占的空间通常没有热水、暖气和电。所以占屋者要用瓦斯炉做饭、用蜡烛取暖、铺设暖通管道等。不过，在Binnerpret社区，人们学会了资源共享：大家把捡来的、买来的、剩下的材料放在“免费商店”里，供需要装修的人家免费使用。
社区建成后，Binnerpret逐渐变得活力四射：人们每天在院子里开会，并和市政府和周围社区居民保持联系，把社区资源共享给更多的人。社区里曾有育儿所和小电影院，供大家定期举行社区聚会。早期居住在Binnerpret社区的社会活动家们还会举办活动。社区內的政治集会、儿童剧场、地下乐队排练室，几乎都免费对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