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不仅仅反映了一个人面对皇权时的利弊权衡之心，更显现了其为国为民，敢于抵抗权威的勇者之态。
当人们感叹岳飞听从宋高宗指令退兵而酿成悲剧时，当人们怜悯廉颇在赵王干预之下远离战场英雄失路时，这世间又有几个这样的人，秉持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历史上敢行此举之人，寥寥无几，但就是这零星数人，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有汉朝周亚夫为了严整军纪，将汉武帝拒于军营之外的故事，近有唐末张居翰错读圣旨，拯救千人性命的故事。他们兵行险招，充满勇气的背后，是家国大义与个人得失的对抗，是人性与反人性的斗争。尤其在当时十分黑暗的政治环境之下，张居翰读圣旨故意读错一字救下千人性命，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勇者风范
公元年九月，后唐皇帝庄宗李存勖决定出兵讨伐后蜀，命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率大军出征。而后蜀皇帝王衍的养兄王宗弼与后唐主帅郭崇韬暗中勾结，使得后蜀当时的政治局面十分不堪，有大厦倾颓之势。
不久，后唐主帅郭崇韬攻入后蜀，后蜀皇帝王衍自知抵挡不住，上书表示投降。太子继岌入成都时，王衍穿了一身白衣，躬身相迎，俨然一副投降的谦卑姿态。庄宗召王衍赴洛阳，并下诏书给王衍一块土地，同时还表示以日月星辰为鉴，绝不会亏待他。
后来庄宗亲自率兵前往魏州平定叛乱，伶人景进认为，庄宗应当全力以赴应对魏州叛乱，而太子继岌尚在成都，庄宗东征，国内群龙无首。王衍族党羽亦不在少数，一旦其有了霍乱之心，便大事不妙，祸起萧墙就是这个道理。
庄宗听取了景进的建议，担心后方投降的王衍趁机倒戈，因此，庄宗决定诛杀王衍一行千余人，并下诏说：“王衍一行，并宜杀戮。”同时命张居翰去宣读圣旨。而张居翰却十分不理解庄宗的决定，王衍一众既然己经选择投降，现在将其一行人斩首，于上不符合天理，于下不顾念人情，过于残忍，难以服众。
思前想后，张居翰便做了一个十分惊人的举动。他作为一名负责宣读圣旨的官员，深知自身责任的重大。于是在宣读圣旨时，张居翰故意将“王衍一行”改为“王衍一家”，仅仅一字之差，却使上千人免于血光之灾。行刑人员仅仅遵照圣旨，将王衍一家诛杀，而其余的人，因此逃过了一劫。
后庄宗回京，因战事频繁，并未详细过问此事，张居翰也因此逃过一劫。张居翰的所作所为，不得不让人赞叹，在如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他不仅能保持镇定，更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去化解危机，有勇有谋，在他身上体现出了勇者之风。
人性与反人性的博弈
心理学研究表明：趋利避害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是人的本能。在我国古代，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之下，普通人拥有极少的话语权，而生杀大权几乎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因此人们惧怕皇帝，更加惧怕皇帝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张居翰私自篡改圣旨内容，无疑是冒犯了皇权，并且有面临死刑的可能。他身居高位，定然知道如此做的后果，相信在他的心中一定也权衡了很久，而这种权衡的过程，便是人性与反人性二者之间的激烈博弈。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张居翰遵从圣意，置上千人的性命于不顾，是为了不惹怒皇帝，是为求生，这是人性。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他的心中有一杆秤，上千无辜者的性命与其自身的性命孰轻孰重，相信他心中已有定数。这便是他不断与自己心中逃避伤害的本能作斗争的过程。
而能够克服人类本身的劣根性，做出更有价值的选择，这实属不易，值得后人敬佩。正如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我们只能庆幸，庄宗并未仔细追究此事，因此心存正义与良善的人得以更好的存活于那乱世。
反抗精神
在我国古代，人们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对封建伦理道德严格遵守，不敢有半点逾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忠”这件事在古人心中占据非常高的地位。但不分是非对错的忠心，便是愚忠。这种景象，到了明代商品经济进一步有了发展之后，才逐渐得以改观。李贽等人宣扬“童心说”，反对君主高高在上的地位。
而在客观环境并不松弛的后唐，张居翰竟然能够摆脱愚忠思想的束缚，主动去思考帝王所下的指令的正确性，这无疑是以冲击的姿态对传统思想的一次矫正。要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治上太过残暴必然会招致反抗，张居翰深知这一点，故而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反抗的精神，值得我们后世的子子孙孙去铭记，去践行。
结语
大环境愈恶劣，我们就愈加需要这种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抗日战争也好，红军五千里长征也好，正是党和人民拥有这种反抗精神，才使我们国家从保守欺凌中挣脱出来而屹立于世界之中。
都说“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能够在浑浊之世保持初心，真正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做人做事坦坦荡荡，张居翰自身的优秀品质是后世学习的范本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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