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韩学可以称为现代韩学。较之古代韩学，现代韩学更加多元化。现代韩学趋于多元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学的引入，外来的西学成为了重新理解韩学的新参照、新工具。正是在西学的映照下，韩学的面貌因此焕然一新。对于民国时期萌生出来的现代韩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描述。
顺着清代朴学的路子发展起来的现代韩学，主要体现为关于《韩非子》的文献整理，或许可以称之为“韩学考据学”或“考据学韩学”。其中，有关韩非子其人生卒年代的考证，有关《韩非子》其书的校勘、注释、选读和翻译，有关《韩非子》的编集探讨、版本董理、真伪考辨、语词索引，以及有关《韩非子》参考资料的辑录、历代韩学论著索引的编排，等等，都可以归属于朴学视野中的现代韩学。这个方面的成果很多，但是，争议也很大。
譬如，在真伪考辨方面，胡适就认为，“《韩非子》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其中，“如《初见秦篇》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所以劝秦王攻韩。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岂有如此不爱国的道理？况且第二篇是《存韩》。既劝秦王攻韩，又劝他存韩，是决无之事。”这种风格的韩学，即为“考据学韩学”。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现代韩学，还是在思想层面，可以把这样的韩学研究称为义理指向的韩学研究。这种旨趣的韩学，其实是学者们秉承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因应时局、危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韩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者提出了“新战国”这一概念，强调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韩非子的富国强兵思想由此受到空前重视。另一方面，在内政治理领域，研究者强调综核名实、赏功罚罪，尤其是在整顿吏治、肃清弊政方面，凸显出韩非子思想之重要性与现实指向性。
民国时期的韩学研究，既有正面评价韩学的“尊韩论”，也不乏批判性的韩学研究。譬如萧公权、郭沫若、王亚南的韩学观，就是典型的“非韩论”。萧公权以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作为评价的标尺，按照这样的标尺，韩学只能作为“专制”理论来批判，他说，“韩子之学就近代法治思想言，不免为‘祖型再现’之退化”，并认为，韩子的思想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其全部思想之有用与否，当以能得适合专制条件之君主与否为决断”。
郭沫若也贬斥韩学，他的《十批判书》影响很大，对韩非的批判自然不遗余力。他说：“读懂了《难势》，你可以知道像韩非才正是一位极端的势治派，他正是极力主张‘专制行为’而为‘法治之反面’的。”在郭沫若看来，韩非的思想不但毫无民主因素可言，而且“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王亚南也认为，韩非子“想用严刑峻法去造成有权有势的绝对专制主义”，而李斯“则实行制定严刑峻法以体现那种绝对专制主义”。
大致说来，民国时期的韩学研究，胡适、陈启天、萧公权、郭沫若等人更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他们是民国时期“韩学议题”的主要提出者。韩学领域内的很多论断，一经他们提出，要么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话题，要么很快成为一种普遍共识而为公众所接受。他们关于韩子、韩学的各种观点，都是基于各自的立场、前提、意图而提出来的。他们有的“尊韩”，有的“非韩”，但每个人或“尊”或“非”的理由并不一致。